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值得用白色的花朵埋葬？天地是这样广阔，好像使劲喊你也听不到回声。远山看起来是一座座巨大的坟墓，随着怒的前行而一步步倒退，好像要与你永远分隔，不让你走进它们的秘密。
如果让耶稣遥望中世纪的宗教法庭，如果让爱因斯坦遥望广岛的废墟，如果让弗洛伊德遥望红灯区和***，如果让欧文、傅立叶、马克思遥望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“文革”，他们大概都会觉得尴尬以及无话可说的。
理想最不能容忍的倒不是非理想，而是非理想的极端化与恶质化与强权化——其中包括随机实用以巧取豪夺他人利益的伪理想。
文学不是专为节日和盛典准备的，文学在很多时候更需要忍耐，需要持守，需要旁若无人，需要繁琐至乏味的一针一线。哪怕下一轮伟大节日还在远方，哪怕物质化和利益化的“小时代”正成为现实中咄咄逼人的一部分，哪怕我一直抱以敬意的作家们正沦为落伍的手艺人或孤独的守灵人……
当不了太阳的人，当一只萤火虫也许恰逢其时。换句话说，本身发不出太多光和热的家伙，趁新一轮太阳还未东升的这个大好时机，做一些点点滴滴岂不是躬逢其幸？这样也很好。
宗教一旦体制化，一旦大规模地扩张并且掌握政权，不是毁灭于自己的内部，滋生数不胜数的伪行和腐败了；就是毁灭于外部，用十字军东征一类的圣战，用宗教法庭对待科学的火刑，染上满身鲜血，浮现出狰狞的面孔。
我们最终设法回避一个明显的事实：我们的内心已经空洞，我们的理想已经泛滥成流行歌台上的挤眉弄眼，却不再是我们的生命。
苦能生忍耐之力，苦能生奋发之志，苦能生尚志勤学之风，苦能生守纪抱团之习。
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者痛苦，记忆或者忘却，功业或者遗憾，一旦进入经度与维度的坐标，一旦置于高空俯瞰的目光之下，就会在寂静的山河之间毫无踪迹——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，也永远不会发生。
这种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，也正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碎，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，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。清代张潮在。
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，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，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，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。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，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。
昔日空荡荡的文坛早已变得拥挤不堪，但很多时尚文字无非是提供一些高配型的低龄游戏和文化玩具，以一种个人主义的写作策略，让受众在思想上无需长大，甚至永远拒绝长大，进入既幸福又无奈的自我催眠，远离那些“思想”和“价值观”的沉重字眼。
理想的核心是利他，而利他须以他人的利己为条件，为着落——决不是把利益视为一种邪恶然后强加于人。光明不是黑暗，但光明以黑暗为前提，理想者以自己并不一定赞同的众多异类作为永远忠诚奉献的对象。
我忘不了尼采遥远的哭泣。也许，理解他的疯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——这是理解人的宿命。理解他写下来但最终没有做下去的话，更是不容易的——那是理解人的全部可能性。在。
吉拉斯的理论是不太重要的，与格瓦拉的区别是不太重要的，与甘地、鲁迅、林肯、白求恩、屈原、谭嗣同、托尔斯泰、布鲁诺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热血之躯的区别，同样是不太重要的。他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处境，可以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立场，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宗教观、审美观、学术观、伦理观……一句话，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。
所有的“瘾（别称为痴、迷、狂、癖、控等）”，无非是某些感官发达，又有某些感官关闭，对某些事物高敏度，同时对某些事物低敏度，从而变异了人们的心理，滑向理性的瓦解——假如存在这个理性的话。
理想者最可能疯狂。理想是激情，激情容易导致疯狂（比如诗痴）；理想是美丽，美丽容易导致疯狂（比如爱痴）；理想是自由，自由容易导致疯狂（疯者最大的特点是失去约束和规范）。